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贺淑芳_8

在语言里重生
黄锦树【文学观点】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理工出身的马华诗人在读贺淑芳的小说《迷宫毯子》时,遇到了阅读的障碍。根据他的描述,他一共失败了3次,“无法顺利把这本书读完”:

第一次从开始读到〈创世纪〉,发觉自己没有消化之前所读的,正确的说是没有读懂之前的几篇,所以停了下来。

第二次,重新开始,跳过〈月台与列车〉和〈时间边境〉,到了〈创世纪〉后就读〈像男孩一样黑〉,再跳去读〈别再提起〉。还是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小说的情节和意境,甚至不能完全明白一些文字的描写,再次停下来。

第三次,先读〈黑豹〉,下来是〈别再提起〉,〈别再提起〉是我比较可以深入理解和读懂的一篇,要再读一次,是因为以此来带入阅读其他的几篇,像个引子,由浅入深,或许会克服我的不足。再自〈死人沼国〉顺序读下去,书签还是停留在〈创世纪〉的一半很久,没有再翻动过。

(黄建华facebook2013/9/15【读善其身】贺淑芳-迷宫毯子)

黄建华说读我们其他人的文字没有类似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贺淑芳的小说语言到底有怎样的特性,以致造成如此的阅读障碍?

认识贺淑芳的人多半都知道,她写小说近乎苦吟,文字反覆打磨、挖、改、删、削,钉钉补补的,唯恐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每每在那上头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这当然有美学的信念在里头(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但在美学信念之前,却是她与语文的近身肉搏——出身马来西亚国民教育系统,对华语文的掌握也许并不如国文(马来文)那么流利顺畅。在创作时,当意识到必须运用文学语言(那迥异于日常说话不讲究遣词造句且经常可用方言土语随意置换只求达意的华语),整个紧张的搏斗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她可能比一般的写作者更意识到语言自身的陌生化,它造成(或刻意寻求的)效果往往迥异于流利顺畅(如同大部分有留台背景的写作人,流利之极者如钟怡雯、龚万辉;或取径于当代中国小说而极其流利者如黎紫书),也就是我所谓的中文。但贺淑芳采取的路径也许与温祥英相似(温的英文教育背景),都是艰苦的和语文搏斗,但效果有异有同。同处在于形成生涩的效果(在书法美学上,生是对熟——尤其是烂熟——的节制),而让文字有特别的韵味。其差异处在于,温比较芜杂,更多方言土语的引入,有时也比较罗嗦。但贺淑芳却似乎力求一种简洁明净。

加上她对陌异的幻想的偏好,对事态的独特思考,突现的意象、突如其来的比喻,又因为贺淑芳写作上高度的自我指涉,当然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在〈重写笔记〉和〈创世纪〉这两篇思索写作与实存的篇什中都有集中的展现。写作不只是与生命的搏斗,它简直就是生命本身。因此,〈重写笔记〉中那打劫的遭遇、被抢走的电脑、失去的稿子、不想做的工作、死亡中的母亲……那一切一切,仿佛只有写作能超越它,找到生命中的救赎时刻,与自己和解,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创世纪〉则是更狂暴的演绎写作与疯狂、脸、自我的建立,尖锐的颤音让语言也变得破碎,更不易理解。但这两篇小说透露出的讯息是:只有写作方能超越此在的庸俗性,超越偶然历史条件赋予的生命的平庸——出生、成长、结婚、生孩子、工作,在穷乡僻壤或小镇重复上一代的生命周期。只有写作方能让自己重生。那是对自己的深刻的爱,以语言为手臂,回身拥抱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母亲(一如我们这些研究马华文学的人必须成为自己的父亲 ),必须重新把自己生下来。必须重新降生在语言里,像个孩子。但这时的语言并不是孩童学习母语(照顾者的语言)时那般可以自然的获取的,它像是外语,需要翻译;它飘浮在外部,必须奋力去攫取它,用力抓住它,把它拧断、重新打磨、挖空、裁切——磨去棱角、磨出锐角——借以重组出一个也许苦涩也许温暖的世界。温祥英如此,贺淑芳也是如此。这是马华现代主义很有趣(或许也是特具理论意义)的一个面向。

以这两篇为核心(它可能是贺淑芳关于写作的基本宣言,她的〈论写作〉),毕竟她决心以写作来建构人生的意义时,已过了而立之年。发表〈别再提起〉(2002)时32岁了,〈别再提起〉里的“大便”构成了叙事的核心——它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既是马华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坨屎,也是最著名的一场排遗秀,它之空前绝后,在于它是透过尸体来排放。就它的独一性而言,它也是一个文学行动、既是一个前卫的文学姿态(强烈的格格不入、独一性),也是社会象征行为(华巫种族关系最锋锐的刃口之一。只有盲目的理论家才会忽视文学性的社会行动面)。它迫使读者重新去思考马华文学的“此时此地性”(这当然是个老观念,但它依然确实)。从这角度来看,〈别再提起〉已经是个文学宣言,只是它太晦涩,它的所指味道也不好,并不易被理解。隔了差不多十年的〈重写笔记〉和〈创世纪〉相较之下清楚得多,虽然对大部分读者而言可能仍是难以理解。

〈别再提起〉里的“大便”,到了近作,展现狂暴情欲、读来恍如施淑青《她名叫蝴蝶》的婆罗洲版的〈十月〉(《短篇小说》2014年2月号),情欲如浪涛的菊子,在关键时刻为了自保也“锉赛”了。这大便的意义何在呢?情节的意义之外,这可视为一种风格上的区隔。如果说〈十月〉在女性情欲的着墨上近于《她名叫蝴蝶》,那菊子的“锉赛”这种有碍风雅的事,恰是张派所不为的。这一点就和〈别再提起〉里的“大便”功能相似了:展现出作者自身书写风格上偶见的泼辣。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语言里。

5/2/2014埔里

(南洋文艺,25/2/2014)

2014年2月17日星期一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贺淑芳_7

带着钩子的恰恰

贺淑芳【小说】
在老家的小学,父亲的朋友的摄影机,1974年,4岁。


我的命运和她的命运相同。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有个游戏是这样玩的,我们都暂时换上别人的名字。每个人都必须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如果别人叫了你新的名字,你没回应,又或者别人叫了你原来的名字,你竟错误地答了,立刻就得“死”。这游戏没有给人第二次机会,死了就是死了,立刻淘汰。

很快就有人被杀死了。最后圈圈里只剩下疏疏落落的几个人。死了的人全都变成观众了,在我们背后喝彩、赞叹、笑。每次有人给踢出来时,他们就发笑,输了的人也一样好笑。大家都笑得好厉害。好厉害喔,美兰。或者,好厉害哦,阿米娜。阿米娜。我装着听不到。

真是笨蛋。

在分出胜负之前,我忽然没了兴致。死了就跑出来。外面很黑,木瓜树和番石榴都更黑。屋里还亮着光,那光变得很远,像宇宙爆炸之后飙远的碎片。

骑楼下有一两个人坐在椅子上聊天。有一个人和别人都隔得老远的,靠在摩托上抽烟。烟蒂上的火光忽明忽灭,在黑暗中飘落。

美兰,他以为这样很好笑,美兰美兰我爱你——。

叫我阿米娜,我说,阿米娜敏蒂阿都拉。

喔,他说,阿米娜,apa khabar?

他递了枝烟给我。

我摇头,说,不好。

啧,抽这个,可以精神哦,他说。不然我早就会周公了。

阿哟他们都睡了,你可以去客厅睡啊。我说,才不要,他说,竟然来这里睡觉,不如回家睡更好。

对了,来这里干什么呢?不如回家去。但我穿着我最美的衣服。我们没话讲了,他又恢复了郁闷的样子,继续跨坐在摩托上抽烟。我没有地方靠,站着时,就像根柱子那样抵挡着什么似的笔直地站着。仿佛这样暗的屋子与水泥地都正往某处奔驰,黑暗在颠簸。

注意到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其实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倒是那个感到不甚好的人,自己却无所谓,笑声粗糙得像块拍碎在额头上的砖。其实你们都可以叫我阿米娜,就大声地叫,我不介意,只不过是名字而已。向来都是这样的,只要别人知道我的另一个名字,我们就会变成朋友了。很自然地,彼此之间是友情,不粘也不深刻——反正没有人懂得深刻是什么意思,既然不懂也就是个谜,等着盖子自己揭开。所以我们就都来了,这个晚上,找配对来跳舞,像跟自己的影子跳舞。地板洒了爽身粉,可以赤脚在上面擦过,好像让脚尖在镜子上划过,好像把身体往一面鼓涨的大海抛去。那是音乐、那是空气、那是网。一张海。我穿上最美的裙子,跟她们一起走路过来,打从好几个月前他们邀请我时,我就已经在等待,有什么将会发生,但如果没有那个可以使这一切发生的人,早晨便会是一枝扫把。而我仍然会想着,那种让人打从内里战栗的深刻,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谜样似的,但反正它还没来。我站在门口,黑暗里除了稍闪现即灭的火星,那看不见的烟与丁点灰烬,一切都还藏在黑雾里。暂时,这样等待也是很不错的,当什么都还没发生的时候——你来拜访我我去拜访你。就像个钩子一样,可以扣着什么东西,至少给我们钩着一段时间。



你回信给他了吗?羊咩问。

回了。我说。

他真烦,碧樱说,那么多问题。

还好,我说,我的问题更多。

怪人。碧樱说。

你有跟他讲吗?羊咩问。

没,我说。

讲了,就一定会跑掉了。

汽水上的笑声随花生屑散满一地。我抖抖裙子。

见面就是关键,碧樱说,它决定你们能否维持下去,抑或从此告别。

关于笔友见面,真是太多太多骇人与喷饭的故事了。什么躲在一旁偷看,什么寄了照片从此就人影消失。希望我可以碰上一个好人。

希望碰上一个好人,那我是好人吗?我希望我是。

在梦中,我感到自己分裂成好几个人,这些人却不会变得稀薄,都携带着像针一样细而锐的感情。在现实中,我们很难觉得别人是这样的。却觉得四周围布满了不知哪来的针。如果能让心里模糊一些,不去管它就好了,我跟自己这么说。



你家里有几个人?你排行第几?你跟家人好谈吗?

本来我也应该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但我很犹豫。朋友该拥有一点秘密,有一点距离,友情才会长。如果他看到我,他就会懂了。我长得那么像母亲。我的皮肤、眉毛和眼睛全都跟着她的。这并不是我选择的。

我也许每封信都会透露一点。如果他觉得奇怪问我,我就一点一点地告诉他。只怕他明白之后,从此就不再回信了。当然,我是狡猾的。我要试着在信里慢慢地渗透,一次一点点,让他接受像我这样的人。要使一个异于我的人了解我,就像试图让一整个跟我对立的世界接受我一样,我很希望如此。如果我们能够互相理解,那就太好了。又或者,如果我发现,其实终究也不在乎被不被了解。那就像行李都空了一样,身体也空了一样。到那地步,孤独就跟空气一样了,在一幅平坦的旷野上散开,无限地包围。由于无人,也就无所谓的壳、或去壳。我热切地寻求爱,但有一天或许得迎来孤独。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仍然寻求爱,放肆地,贪婪地、滚烫地、焦灼地渴望着,起初是友情,然后就等它变成爱情。

他的来信有三道折迭,蓝色信纸上字体空隙甚大,总有一划拉长,钩着下一个字。

在楼梯上写信时,我很专注,以至于我感到自己是完整的,至少,开始变得完整。我热心而陶醉地写着。膝盖合拢并在胸前,它像个成熟女人隆起的胸膊,如果把衬衫拉起覆盖它。
写完了。祝:快乐。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画一条短短的海浪线。

我是在搬去祖母家之后才开始写信的。我喜欢窝在楼梯上,因为这里很亮。只有这里才没人打扰,时间变得像薄膜,你一动念它就伸长缩短。或立刻就钻过去了。几乎废寝忘食,从学校里的各种芝麻绿豆,到未来的想法,全都吐得一干二净,以至于我都想不出下一封信还有什么好说,才像只空碗那样,张着嘴,昂起头,对着屋檐心满意足地发怔。屋檐是铁灰色的,它高高地顶着上空。在楼梯旁有一扇窗。窗子是锌板上剪开的一个四方大洞。天空像只白灰色的脏猫,贴着塑胶袋子搓脸。

那原是装米用的袋子,上面有绿纹绘成的半岛地图。祖母把它剪开了,底下卷着木棒,使它沉甸甸拉直垂下。一挂经年。灰尘谷埃把它弄蒙了。

窗内的光柱里粉尘翻滚。

嗨嗨。

过过问我要不要和你做朋友,希望你不介意。

“过过”就是碧樱。碧樱收的信太多了。她分了一些笔友给羊咩和我。羊咩就叫羊咩。美兰该叫什么呢?羊咩问,你那么慢,不如叫古代人,叫古拜婆吧,我说不要,哪有一开始就goodbye的,那么不吉利。我要再想想。或者叫空碗吧。空碗好,这名字适合我,吃饱没事干就答你这些问题。

为何这个世界会有黑夜?以便让太阳休息。为何人会死?因为有死亡才有出生。你最喜欢什么颜色?蓝色。你爱穿什么鞋子?美而舒服的鞋。如果一年有四季,你喜欢哪一季?秋天。你最喜欢哪个歌手?张雨生。为何月亮绕着地球转?因为地球也绕着太阳转。人少了什么就活不下去?地球。爱和美你选择哪一个?爱。你吃饭用什么?用口。人为何要说话?人怕孤独寂寞。悲伤怎样才会过去?忘记了就过去。人为何会做梦?好让我们明白人生就是梦。世界有没有神?

世界有没有神?

(上)
贺淑芳,1982

我的故事就只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的。有很多人都不像我。你知道,在这个国家,如果一切跟着大队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我像真主教导与约束的那个样子,也就不会成为新闻。

母亲有时抱怨我。你跟他们太亲密了,早知不该让你去她哪里住的。再这样下去,以后会辛苦,很辛苦的,我跟你说,我先警告你,你别怪我不告诉你——。她说。

写信的时候总觉不可思议,彼此像是很热切,却又隔着一层卵膜似的,必须小心呵护彼此之间的距离与陌生。他好像就是我,但又不是我。他到底是谁呢,这样的字体、这样的口吻、每每无可预料的答覆。总是侃侃而谈,信来得很快,有时一周之内,可以来回两封。我们写得很勤奋。

我不够老实,我说。

你想太多了,羊咩说。

起初那地板是干涩的。在上面撒了爽身粉之后就可以赤着脚滑来滑去。让裙子像浪花那样旋转开来,她们教我跳恰恰。让身体颤抖,左扭右摆地前进又后退。一种很快乐的、不费脑筋的重复。

你有跳过舞吗?你会跳舞吗?

轮到我反问了。

我不喜欢跳舞。他说。我是个很静的人。

你是个活泼的人吗?你看起来像个活泼的人。

我肯定是个活泼而好笑的人。

你是个吃很多东西的人吗?你长得胖吗?怎么叫作空碗?

我胖得跟大象一样,我回他,一整大桶都不够我吃,怎样,怕了吗?

没怕过。我家的玉蜀黍园收获不错。明年我可以来你家拜年吗?这地址是你家吗?

来了。

来了。

别交太近的笔友,羊咩说,除非你愿意跟他更要好。

如果一切这么容易。

他们把桌子和沙发都搬走。灯管用彩色玻璃纸包起来。晕黄的光掩饰了残旧的屋梁。羊咩穿着蓬蓬的蕾纱裙。你可以看得出,羊咩的父母是如何高兴地看她,及膝圆裙衬得她高挑苗条。他们主动送来一箱子汽水,又殷殷地问:叉烧包要不要?你们饿不饿?不要不要,羊咩嚷,少罗嗦。

什么是幸福?我问。

平凡就是幸福。来信回复。

平凡?平凡。

像我母亲那样?她的抱怨在我看来过于平庸。至于我外婆家,她那些规矩、她赞许的穿着与遮盖自己的方式,光是这点就几乎使我窒息,像一只胸骨断掉的鸟。我实在不明白我父母是怎么爱上对方的。

或许这其实是相对的,对一个人而言唾手可得的平凡,对另一个人却很困难。有一道阴影停在那里:时间到了,翻不过去就从此两样。

羊咩说,这有什么奇怪?女人若结婚生子去,还不是一样?

不,不一样,我坚持;如果那条线是朝你移来的,如果那条线不是叫你越过去,而是别人阻挡你的一座山。

有那么严重吗?羊咩问,如果越过去了,从此就会变成熟?变坚强?那是什么线?什么山?升旗山?大汉山?还是喜玛拉雅山?

噢,屎,你把我搞傻了,我说。

你才把我弄到傻了,羊咩说。

但她心不在这里。这间屋子此刻像鼓那样等着给敲响。我也在等待着,等待今晚,也许今晚就会有转折。

几个男孩凑在窗口外面,往内张望。最初在厅里跳舞的只有女孩们。

有种就加进我们,羊咩朝他们吼。

不久他们就双双对对地有种起来。他们进退,摇摆,恰恰,恰恰恰。

没人找我。我摊在椅子上,一个人坐在那里裂开嘴笑。那些男孩都不太会跳舞。有些人的手臂直直垂下,僵硬得像两根木材,非常滑稽。

你笑得真恐怖。

有个奇怪的男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膝盖几乎快碰到我的。我拘谨地坐直。他看着我,然后又转头看那些跳舞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跳的啊,这样摇很爽吗?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又挪远了一点。

他又说,美兰今天打扮得跟洋娃娃一样啊。

我把头转过去。有点不知所措。慢慢地想,这到底是哪个烂尾班的男生。

真骄傲啊,他说,摸摸自己的脸。你讨厌我吗?我不可怕的。

这件事情我不会写进信里:我其实也会嫌弃别人,就跟别人嫌弃我一样。

有时候我特意用一种半透明的纸写信,比如巧克力或糖果的包装纸,垫在另一张有粗黑线条的纸上,沿着那隐约可见的线条写字。整齐地写。他总是很快地寄回来,这让我觉得,他或许喜欢——起码,他该喜欢这些信。我花很多心思去找信纸。练习字体。我念过四年华小,也握过毛笔。只是,虽然信可以精心准备,但人是另一回事了。我到底是什么人呢?冥冥中的力量已经预先准备了我。


      你新年要来吗?好,你初二早上来。来我祖母家,我在我祖母家过年。你也不用准备什么。我妈妈不在家,只有我和我祖母。告诉我你家的事情吧,以后我再告诉你我家的事情。你的爸爸做什么?你妈妈有工作吗?


    我家是住在安顺老街的廉价屋,不是有钱人。家里有两只狗。本来有三只,它上两周死了,我帮婆婆把它埋葬在我家前面的黄泥路上,没有什么避忌的。至少感觉它还很靠近,埋葬它时我忍不住有点伤心的,我婆婆也是。那天下雨,她还撐伞遮我,一直叫我,把坑挖深一点。

我爸爸驾德士的。我妈妈是家庭主妇。我功课不好,等考完试以后大概就会去申请日得拉那里的职技学院。大学很难上的,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你呢?

我农历初二上午就去找你。我长得不高,样子普通,你可别叫我带花做辨认,哈哈,提着花搭车出门真的会害羞。我还是带甜柑吧。我会搭火车到北海站下车。请问从那里要怎么搭车去你家呢?

最初这问题有点烦,笔尖在信笺末盘绕了好一会。空了好几天。

胸襟前的姓名牌签。簿子上的名字。

祖母唤过的乳名。同学给过的绰号。某一出戏里,那些着魔过的角色。

烦死了额头就空了。烦死了,我就幻想自己是另一个人,在旁边注视着这个答不出问题的人。隐隐约约还听到有人说,你看,好像我们都是约好了来这里呼呼大睡的。

一会儿是唱歌时间。一会儿是游戏时间。好像有一个我依恋在碎光底下,而另一个我则晃远了等在黑暗里。每次感到快被拒绝时,我都这么做:远遁到森林以外,却又在那里巴望着老虎从森林出来。

(下)

(南洋文艺,2014年2月18、25日)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贺淑芳_6

诚实地说出跟对方不一样的话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文学Q&A 
张永修【问】贺淑芳【答】

Q  您有没有设想过您的读者群是哪些人?您有没有想过为他们发声,或者启发他们?

A 我很难想像读者群。记得写《迷宫毯子》时,我只是想要接近某个风景而已。那风景是被所读过的书唤起的,除了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卡夫卡这些大师之外,我看的书都说不上流行。我觉得过去自己在报章文艺版的投稿,以及像《椰子屋》这样的杂志的投稿,所养成的习性使得自己好像处在一个零碎之处。这两个园地的编辑风格极不同,那时我有个印象︰报章文艺版想要经营本土或地方特性且严肃的写作;而《椰子屋》大量引介外国文学、电影音乐等,鼓励一种轻快的、颇具想像的天马行空,那些去除文艺腔之后的生活切面也很吸引我,它的读者多是中学生,后来这些读者渐成大学生。虽然很多人认为它不成气候,历史太短,不过好奇、影响已在哪。当然因其定位,太过年轻与干净,难免感到不足。然而你很难说它们各别的读者一定是这样或那样,总有重迭。我不知道自己的“读者群”有谁,群体像烟雾一样模糊。如果是作为出版的考量,这个问题我不管。

不过,我好像不自觉会常写一种人,它像是心影/阴影,其实是很亲密的。那种看起来让人很讨厌的,丑笨可笑的人。我觉得他/她们就是我。也许因为我妈对我的形容,亦可能出自童年时不断从外界反射得到的自我印象。〈像男孩一样黑〉的苏爱,原型来自小学班上的一个朋友,我常去找她,两个人坐在一起讲班上那些优秀生们的坏话。她家是高脚木屋,家里的大人一直在赌博,比我家更穷,墙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家的隔壁是一种黑黑的竹藤编成的,薄薄的,上面横过一些木材,钉着很多很多相片,只要收到亲戚的照片,长辈一定会找个角落把照片挂起来,挂得琳琅满目。
作者与母亲合照于老家门前,
吉打州双溪里茂,年份不详
(1970或71年)。

若说要为什么人发声的话,大概就是这些看来很不登样的人吧,因为他们就是我。我在同学与同事面前常会掩饰这点,说出口的语言就是一种方式。但久了亦难断分真诚虚伪,今天跟很多故友们早已疏离,自己也变了,但某种残余仍会重返,像最初那个形貌丑陋的小孩,像被梦貘遗落那样会回来叩门。跟外界持续的接触,带来约束、萎缩、封藏,当然亦不乏扩张、有力量克服的那面,两者并存。那种逝去就像悄悄死了一个小孩,但他/她不知道为何自己这么被对待。这无法自外于叙述,包括对自己的、关于某个事件、或任何剧场的叙述。我觉得玛格丽特画中的镜中背影是很恐怖悚然而惊痛的,为了使自己完整,有勇气回头看,同时也有可能会陷入“看不到前面”的危险。但如果能舒解自己的,大概也可以舒解相似的读者(若有且视为偶得),所以它的力量会是种摇摆。写作于我其实是写信的延伸或替换。虽然写作时总是一个人,是孤独的,但投入时就会忘记孤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退得很远,空出大片,但所关注的就会很烫地来到眼前。如果说有个想像中的读者,或者有个人搁在心口,就会使写作接近写信的状态,其实也很好,因为写信很自然掏心掏肺——也许是出于情感或经历同质相似,但也有可能恰好相反,正因为体认到彼此迥异的事实,那样交流才更加圆满。有时必须诚实地说出跟对方不一样的话,因为这样才能使自己像一个人,才可以更深切地、好好地说话。

(南洋文艺,18/2/14)

2014年2月10日星期一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贺淑芳_5

贺淑芳的议题小说
李有成【文学观点】

初识贺淑芳的小说是在2002年读过〈别再提起〉(现收入《迷宫毯子》,台北:宝瓶文化,2012)之后。那一年〈别再提起〉荣获第25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我在〈人间副刊〉读到这篇小说,从此特别留意贺淑芳的作品。〈别再提起〉文字控制得宜,叙事技巧不落痕迹,题材背后所潜伏的更是马华作家长期以来鲜少碰触的议题。贺淑芳后来接受许维贤的访谈时表示,这篇小说“只是过去努力想获得的某个技巧的拙劣产品”,似乎对评审视之为“一篇有社会意识的小说”很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小说不是评论”。

这些话有自谦也有自省。社会意识并不必然保证就是好的小说,小说当然更不等同于评论。不过小说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在文本性之外,还有其现世性或指涉性。〈别再提起〉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原因即在于其叙事策略匠心独具,自然天成,没有一般初出道者的造作与生涩;而小说所指涉的现象不仅在马来西亚的脉络中饶富意义,对任何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或多元宗教的社会也不无启发价值。以小说中大舅父改教成为穆斯林一事而言,表面上固然如叙事者的父亲所批评的那样:“谁叫华人这样贪小便宜,要申请廉价屋呀、德士利申呀,统统以为姓敏阿都拉就好办事。”其实背后所涉及的恐怕是更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制度性的分配不公、文化偏差及种族歧视等。这就不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了,因为其中还牵涉到当权者是否肆无忌惮地在政策上独厚特定种族与宗教,或者是否具有建立一个公义、平等、合理的社会的宏愿、决心与意志。换言之,这是个有关解放的宏大叙事的问题。贺淑芳未必同意我以议题(polemical)小说的视角讨论〈别再提起〉,不过这样的讨论却也最能够凸显这篇小说的批判意义。

〈别再提起〉最奇幻,也最经典的当然是抢夺尸体那一幕。大舅母要以华人民间宗教的祭仪为大舅父举行葬礼,宗教局的官员伙同警员则坚持必须按伊斯兰教的规范替大舅父殓葬。这场夺尸闹剧既具体而微再现了文化冲突的场景,同时也隐约指向天理(人伦)与国法、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扞格。贺淑芳以令人惊悚的粪便(scatological)修辞状写抢尸那一幕:“那具尸体即我的大舅父,他开始大便了。粪便从尸体的下体涌出。到底从裤管涌出来,还是从裤头涌出来,这点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随着警察、哈芝、外婆和舅母的拉扯,粪便先是一团一团、然后一截一截的掉在地上和棺材里,粪便的味道弥漫整个殓房。”接下来的文字更是恣肆无忌,把排泄物所造成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场参与抢尸的每一位都不免沾到尸体突然排放的粪便。“尸体最后终于大便完毕,并以一个响屁结束。”

尸体不能说话。面对这种既荒谬而又无奈的窘境,尸体竟只能倒退到佛洛伊德式的肛门期,以最本能、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愤慨与抗议。从这个角度看,贺淑芳的粪便修辞岂仅是为了制造戏谑效果而已,这种笔法相当有效地突出某些华人日常生活中所置身的荒诞情境,以及国家机器如何以法律之名蛮横而暴虐地介入个人的生死大事。在我较熟悉的马华小说家中,要数温祥英最常在其创作中诉诸于这种粪便修辞,曾翎龙在其富于寓意的小说〈遍地野花香〉中也一再采用类似的修辞策略,而贺淑芳更将此修辞策略经营得出神入化,并且以之紧扣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处境,很见巧思。

贺淑芳的近作〈湖面如镜〉(《短篇小说》双月刊,第二期,2012年8月)虽然仍焦聚于马来西亚社会敏感的宗教议题,但是她一改〈别再提起〉的笔法,而以收敛、节制,且时带抒情的文字叙写大学校园的畸形生态。叙事者兼主角为某大学青年讲师,专业为英美文学,由于其所属院系之院长一再警告教师学校有一道大家“踩不起的火线”,为了保住饭碗,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绕过它”。“因为逾越,过后无论怎么修补都是不对的。”

只不过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有时候即使再小心谨慎也未必能绕过这道火线。小说中至少有两个事例说明这道火线是何等幽黯难明,防不胜防。事例一:叙事者兼主角在课堂上讲授美国诗人E. E.卡明斯的诗,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穆斯林学生“搞自拍,把自己的录影传上网,又在网站上念这首诗,又搞了同性恋出柜的告白”。院长接获投诉,学校的审查委员会已就此事展开调查。事例二:一位年轻女教师上课时谈到“伊斯兰对女性仪容的要求,她说那是一种试图与世俗区别以成其神圣的做法,实际上却是对身体的制约”。这位女教师弯腰越过《可兰经》的动作甚至被批评为对此经书不敬。学校竟以聘约期满为由不再续聘这位女教师。

这些事例都与宗教有关,至少在这篇小说的脉络里,我们看到宗教如何以无形的渗透力界定院长所说的火线,而一个人何时踩到这道火线则根本难以预测。宗教至此不仅属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亦且已经沦为压迫性国家机器,非但箝制言论自由,甚至为堂堂的大学校园执行官检,制造白色恐怖。〈湖面如镜〉不像〈别再提起〉那样喧嚣嬉闹,贺淑芳改以缄默寂静的声音表达其震耳欲聋的抗议。在书写校园政治之余,〈湖面如镜〉所刻意探讨的其实是贺淑芳在〈别再提起〉中业已引爆的议题。

贺淑芳的小说正好印证文学是个事件,由于文学具有指涉性,我们也因此不得不面对,思考,乃至于解决人的生存困境。
                           
2014年1月6日于南港

(南洋文艺,11/2/2014)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贺淑芳_4

双身∕声
——贺淑芳〈时间边境〉
杨邦尼【文学观点】

贺淑芳写得少,年过不惑,成书一册。贺的小说“不忍卒读”,梦境与现实,谍对谍,影子和罔两,形与神,假作真时,变形的哈哈镜,不那么的大众化,冷,一点都不深情,入而即返,点到为止,阅读的阻断,可是,你慢慢细读,反复阅读,拆线,补缀,以〈时间边境〉为例,看看作者编织文本的能力,机杼往返。

〈时间边境〉分为两个部分,都是用第一人称给“你”写的信。第一封信的叙述者,女生-身-声,第二部分的回信者是第一封信里的收信人隐匿从不现身的“你”:男生-身-声。她∕他是董启章里的“安卓珍妮”,双身,分身,本尊在文本之外,纸上编织。两封信,其实都是“零”地点与时间,没法还原、指涉(大马)现实的时间与地点,时间与地点在小说里悬浮,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幻影才是真的。像是几米画本里的色调,地下铁,阴郁,隐喻,音域低沉,而广。黄锦树说:“(贺)语言未见风格化”,因为写得极少,于是篇篇是“实验之作”,不是羞涩或毛边处处的那种,即使是短如〈死人沼泽〉、〈梦游者〉,一出手是高的。

〈时间边境〉里的两个空间,一个是“空出的房子”,一个是月台的火车,不论是房间或火车厢,褪色,老旧,月台链接了“房子”和“火车”,两个不同空间以一条铁轨贯穿(?)出入梦境一现实的钥匙。第一封信里的叙事者自言,面壁说庄语:

我本来住在潮湿的地下室。你走了他们就让我搬上来。(页56)

很卡夫卡叙述的tone,像变形虫以人的眼睛和口吻,对着他不曾谋面的房子的主人写信:

终日坐在灰尘里、青苔与壁虎粪的围绕装置之中,我变成那种别人都不敢靠近的人了。(页57)

叙事者住在房子愈久,和房子的主人愈行愈近,人与魂不分,梦里相遇,从开始的距离,借来的空间,迟早要归还,到后来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其实似乎代替你住在这儿”(页59),可是,空间里的时间不断流逝,已经到了魔幻的时刻,多久的时间,一年,数十年,或一辈子,无从知道,我们听到时间的虫蚁如何蛀蚀房子,“听见自己眼睑眨动”(页60),以至于我们怀疑“我”已经到了《百年孤寂》老邦迪亚妻子易家蓝那般的年岁。这个百岁的叙事者,老女人,就是第二封信里提到月台上的那位老妇吗:

她的眼窝满是皱纹,眼眸像住在网中的灰色蜘蛛。无论我问她什么,话题都像被网黏着了。——我是问您,这信,这钥匙,是您掉的吗?——我要坐到终点站去。她就这么回答我。(页67)

第一封信里的女主人公和“你”是熟悉的陌生人,梦中人,恋人,“我”偷窥“你”此前在房里的生活遗址,抽屉里细滑的白纸、架上的书、书上的涂鸦、潦草的字体,这位原本只是“寄居”的“我”成了“主人”,主仆对调,生死颠倒,巴特《恋人絮语》说的一个无所不在的你成了我欲望的对象。随着叙事不断推移,空间如灰烬焚毁,时间漫漶,房子必须拆掉-重建。叙述必须另起一个线头。

这个线头,The tread of Daedalus,在第二信接上那把遗留的“钥匙”。在行驶缓慢的火车上“回覆”给写上一封信的(女)主人:

因为旅程漫漫,我又无聊寂寞,所以我挺高兴写信回你。(页70)

第一封信充满细节,空的细节:哪里的房子,何时的房子,谁的房子,“你”怎么就平白无故的住进二楼的房子,满布蛛丝,秘密曲径,逃逸的空间与时间,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和第二封信的“我”一样困惑:“你”究竟是谁。

小说虽然时间与地点不明,却又极具画面与场景感,你可以依据小说的叙述重建:地下室、抽屉、柜子、书架、月台、火车厢,以及许多的小物件,笔记、钥匙、信封、外套,等等,你以为你快要破解小说的谜团,就差那么一步:

不过,我在意的是月台的名字,那是许久以前殖民者使用的名字了。(页72)

答案呼之欲出,第一封信“年代久远”,“你”穿越梦境与时空,寄错或记错了收信人。收信人,无论是第一封信或第二封,永远是个谜。

小说的乐趣就在此:谜样的结局。身体消失,徒留(字的)声音。

(南洋文艺,11/2/2014)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贺淑芳_3

给生命下赌注才有新的可能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文学Q&A  张永修【问】贺淑芳【答】

Q 成为专职小说家,一直以来是您的梦想。请问您做了什么准备?

A 到现在都没做好什么准备。这不光是考虑存款、生活保障之类的问题而已。(2008年毕业无职时算是吗?那时也每天写作的)以前会觉得最好是已有写作计划(大纲?),获得出版社的支持云云。不过很多全职写作者都不是这样,大概每写一本就得出来再找钱。因此我想只要存够负担数年生活费的存款就行了。但写作进度才是比较紧张的,若全职写作,一篇小说不能拖太久。但我写作的速度极慢,常反复沉迷修改,这对作品可能是好的,但对全职写作(收入)不利。对我而言,一年内能写好3万字就很多了。另一问题是,写作不顺时若无收入,焦虑就更甚,这不好玩。

记得在一篇Graham Greene的短篇小说里,一个关于全职写作的看法:要当作家必须确保自己有好几本书可以卖,而且还要能够持续卖上多年。

如这话是对的,那么马华文学的现状确让人沮丧。然而,以前没有的,就表示以后也会没有吗?这不是永远的吧。历史是流动的。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怎么发生?有时要给生命下赌注才有新的可能。如果忽然因为什么缘故,而必须当全职作家的话,我也是不怕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看过哪个马华小说作者可以单凭写小说吃饭的。

我现在没那么坚持非要当全职作家不可了,顺其自然吧,来什么受什么。也许不当全职作家,就会有另一种方式,尽管慢慢地写,不设截止日期,它炖好时你就知道了。

Q 好看的小说与好小说,两者分别在哪里?

A 对我来讲,这该是同一回事。之所以会拆开来,大概是因为属于那部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怎么辉煌好评,也迟早会过去的啊。或许这是读者个人的阅读能力导致。某个时期,尚未具备阅读它的能力,等到后来你可以跟它接近时,它就变得好看了。也许这问题还在于,“好”是经过评论机制的建构,而每个读者的视域与期待不同,对愉悦的要求也不同。

(南洋文艺。11/2/2014)

2014年2月4日星期二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特辑:贺淑芳专号2

听见
贺淑芳【散文】

小学里有个R老师教道德教育。个子娇小,一张瓜子脸,皮肤雪白,是全校最年轻的老师。她偶而会讲故事。后来就带我们去做礼拜,认识耶稣。

她开车来载我们。我们尽量穿好看一点的裙子,飞过桥,到马路边上车。做礼拜很闷,教堂不过是一间住宅区里的洋房,空荡荡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完了还要捐钱。

捐多少呢?隔壁米较厂的小孩跟我说,你如果捐得太少就吝啬了哦,你家卖那么多东西。我就跟父亲说,让我们捐五角钱吧。他说没那么多钱,最多捐一角或两角钱。结果我哭,他就说,你真是痴野。

后来我发现,那个振振有词的隔壁小孩,也不过只捐一角钱。

外婆隔壁家,有个小孩,她家里什么也没有,墙上挂着很多耶稣、圣母的画像。有一张圣母抱着婴儿,两人的头上有光,麻布衣服有很多打折,我好喜欢那皱折。

R老师带我们去好几个地方。其中一处,周遭给浓密的树林围绕,我们走过黄泥路,在一间清净的木屋里听分享。我已经忘记听到什么了,只记得几首圣歌。

某个早晨,我家外面来了一个提篮子的女人,她一家家分发书本,也或许是卖书,不是太记得了,不过那时还是小学生,没有多少钱给她。手上后来就有了这样的一本书,里边有华丽的绘图,是关于耶和华的故事。背叛神的天使从乐园被驱赶出来之后,成了巨人,需索无穷。我看得目眩神迷。

当老师又再在班上讲耶稣时,我告诉她我读到的,她说那是邪教的教义,是不正确的。
我有个感觉,因为从书里读太多了,使我不像小孩,她很吃惊。

后来很久没再翻那本书。

有一阵子我告诉每个人说我会受洗。所以很坚持不持香拜拜。我二姑妈劝我,你也可以持香拜拜的。她是天主教徒,平时偶而会去当送嫁娘赚外快,常东奔西跑到处主持新人拜天公、拜祖先、捧茶敬礼的仪式,当然要持香。她对持香这回事,觉得很正常。

我没听她的,独自一人时,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木板墙壁祈祷,风扇一圈圈地转着,吹着我的脸和头发,它就搁在我昔日小学时用过的硬皮书包上面。

中学开始,我对于那种“如果是异教徒,就不能得到拯救、末日审判时就会下地狱”之类的说法倍加反感。我读张爱玲,也同时阅读圣经。我有一本圣经,黑皮与玫瑰红的页边。字很小,我反覆地读。那么多隐喻,它简直是谜语。读着的时,会感到其语言与预言的威力强大,这是我最早体验到尖锐的情感,好像所有对爱的渴望与忐忑不安都在阅读圣经时被放大———害怕不被钟爱、丧失或失去。

像各种被扔弃之物都堆积搁浅在河口里,使它承担。有一阵子我一直重读它。
大学毕业有工作之后,我才开始听李奥纳柯恩,有一首哈列路亚,最初几年一直没有真正了解过歌词。他的歌听起来总是含糊的,好像只是在哼着。那些年代如果光碟没附歌词,自己也就不晓得去哪里找,也就得过且过。他的声线沧桑,使我以为每一首都是情歌。我没有电脑,下班回到家也很少上网。那时日常生活就是移动所见与所触。总是很晚才下班,自己的时间少到连一片光碟都听不完就睡着。

到底听歌该是哪个比较有意思?歌词还是旋律?有人跟我说,最纯粹的美应该是欣赏音乐。旋律与编曲里有对话。但李奥纳柯恩的歌词是诗,可以例外。

有一年我买了一把吉他,那时大家都弹吉他。

一件很小的事,我和同学一起去学吉他,教导的那个人,令我觉得很面熟。后来才想起他是我所去过众多听耶稣的分享会里,其中一个伴奏的人。不过这个人很不耐烦,一副你没什么音乐感的表情。我回来自己学,又特地去堂哥家住了一个星期跟他学。我弹得很烂。当时已经考完试,在一种忽然失衡的虚脱之中,用力地按弦直到它长茧而不再怕痛,便可以弹出其实不怎么好听的流行歌曲,以及照着乐谱弹听起来一点也不搭调的A minor,Eminor,却仍然期待着一种想像的风景。

与其说我喜欢音乐,不如说我喜欢声音。以其延续的时间,拍打,替代语言而又并非沉默,一种打自体内深处流泄的海,或河。

最近朋友S问我,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学哪个乐器?想了好久,好多乐器都好有型啊,有些乐器模塑身体的姿态,好像可以使自己蜕变另一个更可悦的我似的。但没有一个练起来是不辛苦的,必须长时间绷着躯体的某个部位。不如还是先搞清楚身体喜爱哪种声音才来选会比较好吧。当身体碰上自己的音质时,不管锻炼怎么折腾便也乐意了,这大概就跟写作的人愿意为此过着单调的生活一样。我没玩音乐,不是很了解乐器如何让人倾醉,它必然是日复一日的振颤,强大地拨拉体内的弦,直至它渗透指尖发亮。

时间有限。所谓有天赋的人,大概是比别人更早就找到自己音质的人吧。

在奇劳斯基的电影《双面生活维洛妮嘉》里,一个声乐老师对因为健康不佳而选择放弃歌唱的维洛妮嘉喊叫,你没有权力放弃自己的天赋,它透过你要让人听见,但不是属于你的。主体意志怎么了呢?一种生命结束,另一种生命也就开始。遇见悬崖般的困难,是继续不要命地勇往奔前──因若辜负它则久长亦无意义?抑或,活得长久,而前方秋枯春长,持久地走,这一(有限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场翻越/页?

这些日子都在下雨。屋檐落下的雨柱强劲得把泥土都打成凹洼,它不积水。野草碧绿如茵。有阵子一直在拔草,结果发现不过是空出地盘给另一族蔓延子孙。越拔根越多,好像只是在给这片乱草改图案。偶然才像理发那样给它剪一剪。

(南洋文艺,4/2/2014)

2014年2月3日星期一

2014南洋文艺年度文人特辑:贺淑芳专号1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不用写得那么美,有刺痛感的也好


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80至90年代期间曾以笔名然然投稿报章文艺版与诸如《椰子屋》、《青梳小站》等文艺刊物。曾任工程师、《南洋商报》副刊专题记者、霹雳州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2008年台湾政大中文所硕士毕业。曾获2002年(台湾)中国时报小说组文学评审奖、2002/03年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首奖、2008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小说组评审大奖。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研究所念博班。著有小说集《迷宫毯子》(2012,宝瓶文化)。


文学Q&A 张永修【问】贺淑芳【答】

Q 作家不一定要念博士。作为一名博士生,学术研究对您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帮助?

A观点、语言。可能所获得的只是碎屑而已。其实我不知道学术研究对写作是好是坏。你等于必须一直不停地用眼用脑。学术研究有时也不是不烦的,比如术语词汇的定义,太多疆界体系。有些杰出的作家甚至并不从学院里接受文学训练。比如璜·鲁佛,或者巴尔扎克。但写作之外,总有生活,得谋生。我想写论文、阅读资料,其赋予我时间与生活的切实之感,不逊于驾德士、煮饭或会计做账。以前我也会想象自己做诸如司机或售货员之类的工作,仿佛可以旁观人生百态。不过如果包括“学术研究”,那我已经做过3种行业了,另两个是工业和媒体,觉得那种想像并不切实。如果我做别的工作,当记者,或继续当工程师,故事应该会找上我,但就像当我读着各种各样的资料时,某种提醒也会叩门一样,但终究还是有无写的意愿。

既然已在“学术研究”的途中了,那就尽量去想它会带来哪些好处吧。这包括晓得怎么找资料、图书馆资源,也比以前更有耐性读沉闷的资料。虽然都不一定会写进小说,但七拼八凑地得到一个哪怕模糊的背景之后,要胡说八道也比较敢放手。

一些学术观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很透彻的,比如拉康那套精神分析学;我后来看禅学时一直想起。

另一好处大概是让自己和自己聊文学。在跟别人谈论之前,首先是跟自己聊天。有时所读到的会让我暗爽,如罗兰巴特提过的“jouissance”,他说对于这样的文字,只能以另一篇同样性质的来回应。前者英译为bliss,中国大陆中译“醉”,都未免太舒适,它是有点尖刺的,类似“剩余”,那种浮荡在系统中仍未沉淀的杂质。让人战栗,很难说明,却有可能是先驱,且是可贵的,它来自伤口。当我读到时,会有种像目睹悬崖上的舞蹈之感。有一天我在大学里走路时,一边走一边看住墙上的窗和门,就想一天到底耗多少时间去写论文,写小说就是这种生活空间被挤满之后咀嚼缝里剩下的,我想这剩余比什么都有意思。有时会想不用写得那么美,常会想要找坚硬的,有刺痛感的也好,若能爱这种刺,或许也能爱回自己的褶面与质地,就能变得更强壮。马华文学同行的现代小说中,这种不平顺的嶙峋感,其实也蛮多的。

(南洋文艺,4/2/2014)



然然的野心
周泽南【印象篇】

永修要我写有关贺淑芳作为一名老朋友的文章。开始时我觉得勉为其难,因为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直接联络了,我对她的印象像rewind的电影,突然倒回十多年。既然这样,就顺其自然吧,让我写1000字。

我开始认识然然(淑芳的其中一个笔名)的时候,我大概是大三,她在大一,在紫花纷飞的槟城理科大学的黄金时代,至少对我而言如此。我对她的印象比较多是夜晚的穿着和长相,或许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都忙于华文学会的活动而往往夜归的关系。

习惯夜归的然然瘦小,平头,常常一袭黑色长裙;除了少数念书或做功课的时间,其他光阴都耗在跟一个称为思想探讨组的组员们鬼混。这些有点像嬉皮士和愤怒青年混合的杂种,时常在校内的正规活动上,一讨论就是3、4个小时,活动不得不停止后还继续到校外的茶水档或嘛嘛档扯蛋。

他们/我们都谈些什么呢?民主精神、科学态度、沙特、卡缪、卡夫卡、尼采、虚无主义、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等等。然然混在这些言论咄咄逼人,态度嚣张自负的学哥学姐之间,一点也不显得退缩,反而常常抛出关键的问题和有见地的言论。

除了跟这些探讨思想的怪人一挂,然然也参与文学圈;这跨越于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实践或许可以归根于她的一种态度;同时看穿了多数搞文艺人士贫乏的思想,也看透了理论青年词汇的生硬和艺术修养的贫乏。当然,不必非常认识然然的人也可以看出她有企图超越两者的野心的。说实在,我是相当欣赏她的野心的。然然后来有没有超越任何人,超越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也不关心了。搞不好到最后然然也看透了超越本身。

大学毕业后,我在槟城从事社会工作,然然则到和她的性情完全不适合的工业界卖命。辗转了几年,我到南洋担任记者,然然随后也来了,而且还担任同样的职位。不必说,只要是文字工作她都能胜任,而且非常出色。然然显然对文字或广义的语言有某种程度的崇拜。

2001年马华收购了南洋报业后我与然然就相续离开。那一段期间,她并不特别有正义感,但也绝对不会为了饭碗等理由而放弃坚持或反抗。我不知道然然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对新鲜事物、知识、后学理论充满激情;其学术生涯和思想/艺术实践之间的鸿沟有多大?我关心不来,或者也不关心了;我希望至少这份诚实能弥补我们之间稀薄了的友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很认识然然;反正一切的解读都会是误读,就交给熟悉或不熟悉然然,崇拜她或妒忌她的读者自行想象和判断。因为距离的缘故,我好像可以对然然在意的,只是她的野心和志气怎样了。

(南洋文艺,4/2/2014)